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翁同龢

  翁同龢,字叔平,号松禅, 别署均斋、瓶笙、瓶庐居士、并眉居士等,别号天放闲人,晚号瓶庵居士。咸丰六年(1856)一甲一名状元。官至协办大学士,户部尚书,参机务。先后任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。光绪戊戌政

  • 别名均斋、瓶笙、并眉居士
  • 国籍清朝
  • 出生地江苏常熟
  • 逝世日期1830年——1904年
  • 职业户部尚书、参机务
  • 成就著《瓶庐诗稿》《翁文恭公日记》
  • 民族华夏族
  • 世纪公元19世纪
翁同龢相关

  翁同龢,字叔平,号松禅, 别署均斋、瓶笙、瓶庐居士、并眉居士等,别号天放闲人,晚号瓶庵居士。咸丰六年(1856)一甲一名状元。官至协办大学士,户部尚书,参机务。先后任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。光绪戊戌政变,罢官归里。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、书法艺术家。

  卒后追谥文恭。学通汉宋,文宗桐城,诗近江西。书法遒劲,天骨开张。幼学欧、褚,中年致力于颜真卿,更出入苏、米。工诗,间作画,尤以书法名世。晚年沉浸汉隶,为同光书法家第一。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。

  人物生平

  翁同龢(1830~1904),江苏常熟(今苏州常熟)人。晚清政坛的重要人物。先后担任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。历任户部、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在光绪时期,因卷入“帝党”与“后党”的政治斗争被慈禧太后罢官。

  甲午首恶,与李鸿章暗斗导致清军惨败。

  他在书法艺术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。沙孟海先生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一文中指出:“他出世最晚,所以能够兼收众长—特别是钱沣的方法—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。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。这是翁同龢的特色。”传世书迹较多。

  《中国历代书画家集》 苏文 编绘

  《节临华山碑扇面》,书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6)。纸本墨迹,隶书3行,共8字,题款10行,共46字。他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。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,评价甚高。此幅扇面,由隶、行、楷三种书体组成。跋语和题款,字虽小,而所占篇幅强半,整体布局,既疏朗而又谨严,甚为得体。扇面正文为隶书8字,看出其隶书功力深厚。结体用笔,恪守古法。跋语行书,8行37字,写得老健、厚重,书卷气甚浓。题款为楷书,很有北碑味道。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说:“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,南园之上,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,当无其匹,非过论也。”著有《瓶庐之诗文稿》、《翁文恭公日记》等。

  出生

 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(1830年5月19日),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。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。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,通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应院试考中秀才;咸丰二年(1852年)应顺天乡试中举人;咸丰六年(1856年)殿试一甲一名,考中状元。

  1857年被授予修撰,供职翰林院。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,先后典试陕西、山西。同治四年(1865年),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,授读同治帝。 光绪元年(1875年)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,授读光绪帝,前后达20余年。翁同龢国学水平极高,被当时的传统人士奉为一代大儒。但也因对西学始终持狐疑态度,终其一生对西方化和西方文明都持抵制和反对态度,是洋务运动的朝中反对者的代表人物。

  做官

 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,智诚应用怎么提现,处理了很多案件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、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。

  光绪元年(1875年),翁同龢署刑部右侍郎。次年四月,受命教授光绪帝读书。不久,迁户部侍郎,充经筵讲官,晋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历任刑部、工部尚书。光绪八年(1882年),充任军机大臣。光绪十年(1884年)中法战争中,主张进兵结合谈判,不可一味依仗刘永福之黑旗军。不久,罢直军机。历加太子太保,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

 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,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。任户部尚书期间,处处刁难北洋水师。1890年户部上奏,以海军规模已具和国家度支艰难为由,请求暂停海军向国外购买军火,致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就此停滞,落于世界之后。当时有一副讥讽对联描写二人:“宰相合肥天下瘦,司农常熟世间荒。”上联“合肥”指安徽合肥的李鸿章,下联“常熟”即江苏常熟的翁同龢。李翁二人的恩怨直接导致日后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的失利,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:“必添购快船两艘,方能备日制胜”,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,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,新日舰速度快、炮门多,其中一艘日舰“吉野号”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。

  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,深得光绪帝信任。在甲午战争中,坚决主战。次年,清军战败,中日和议期间,翁同龢与李鸿藻极力反对割地,指出:“宁增赔款,必不可割地。”又联合俄、英、德三国谋阻割地,最终情势无法挽回。次年,兼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,以协办大学士,兼任户部尚书。

  甲午首恶

  翁同龢与李鸿章宿仇。“甲午战前,翁同龢一力主战,李鸿章言不可轻开衅端……我去见翁,向他力陈主战的错误。我想翁也是我的老师,他向来是器重我的。但翁听了我的劝说后,笑我是书生胆小。我说:‘临事而惧,古有明训,岂能放胆尝试?而且,我国无论兵器还是战法,都百不如人,不能轻率地开战啊!’翁说:‘李鸿章治军数十年,扫荡了多少坏人啊!现在,北洋有海军陆军,正如火如荼,岂能连一仗都打不了吗?’我说:‘知己知彼,才能百战百胜。今已知自己确实不如人,哪里有胜利的希望呢?’翁说:‘我正想让他到战场上试一试,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,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!’”

  “爱国口号”下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整治对手,惨白的事实似乎是在嘲笑大众的智慧。

  整个中日甲午战争,慈禧和光绪要负领导责任;李鸿章要负执行不力的责任;而翁同龢呢,只需要高喊口号,发发感慨,提些没什么作用的建议,最后竟然似乎什么责任都不用负,还博得个爱国的好名声,真正算得上个“聪明人”了。只可惜,老百姓虽然看不出来他的如意算盘,慈禧太后却通过此事将这一对师生(翁同龢与光绪)看透了,这也为几年后一拍子将他们打下去埋下了伏笔。

  1898年6月16日,翁被免去一切职务,逐回原籍。对此,王照作诗一首:“当年炀灶坏长城,曾赖东朝恤老成。岂有臣心蓄恩怨,到头因果自分明。”其下注曰:“及翁之死,庆王为之请恤,上盛怒,历数翁误国之罪,首举甲午之战,次举割青岛。太后不语,庆王不敢再言,故翁无恤典。”王照在这里并没有为翁辩白,而是认为这正好是因果报应,是翁应得的下场。

  或许因为经过甲午海战的失败,翁同龢看到了中国确实不是日本人的对手,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,西法不能不用,“憾于割台事,有变法之心”,于是幡然醒悟,“大搜时务而考求之”。他接受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思想,协助光绪实施改革,并辅佐草拟变法谕旨,颁布《明定国是》诏书,宣布变法,希望中国富强。然而不幸失败。翁同龢被慈禧下令撤职,旋又遭贬黜并赶回老家常熟。临终前,翁同龢口占绝笔诗一首:“六十年中事,伤心到盖棺;不将两行泪,轻向汝曹弹。”

  被撵

  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6月15日),因在维新运动继续深入问题上的分歧和不合[2]  光绪帝罢了翁同龢的官职。翁先到侄子江西巡抚翁曾桂署中暂住,然后回常熟故乡。光绪下的诏书说:“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办事多不允协,以致众论不服,屡经有人参奏。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,任意可否,喜怒见于词色,渐露揽权狂悖情状,断难胜枢机之任。本应查明究办,予以重惩;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,不忍遽加严谴。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,以示保全。[3]  ”戊戌政变后,光绪又下诏书:“翁同龢授读以来,辅导无方,往往巧藉事端,刺探朕意。至甲午年中东之役,信口侈陈,任意怂恿。办理诸务,种种乖谬,以致不可收拾。今春力陈变法,滥保非人,罪无可逭。事后追维,深堪痛恨!前令其开缺回籍,实不足以蔽辜,翁同龢著革职,永不叙用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[3]  ”翁同龢回到家乡常熟后,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。在困寓虞山、落魄忧伤的日子里,他的不少门生故旧“分俸见赠”。1904年7月4日,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,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。在临终前,他口占一绝:“六十年中事,伤心到盖棺。不将两行泪,轻向汝曹弹。”短短四句话,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。

  翁同龢自1856年会试一举成名起,直至1898年回籍,42年都在京师任要职,历任户部侍郎、都察院左都御史,刑部、工部、户部尚书、总理衙门大臣,是同治、光绪两代帝师,并两次入值军机大臣,直接参与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的决策。他是清廷官僚重臣中少有的清廉者,为官42载,官至相国,罢官回乡后,要靠门生故旧接济。翁同龢号称“南清流”领袖,所依靠结交的罕有地方封疆大吏,多是词垣台谏、翰林“清流”,1975年9月下旬属兔下一期湖南即乐彩手机号码,这些人发起议论来头头是道,慷慨激昂,但都是些无实力无权柄的京官书生,说大话、说空话振振有词,办起实事来却一筹莫展。

  人物轶事

  平步青云

  自隋朝开科考试至晚清的1200 年间,状元难计其数。然而, 中国的历史却不是在学术考试中获取高功名的状元们书写的。在状元们纷纷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时候,有限的几位状元,却为后代留下了显赫的历史功绩。作出千古传颂“正气歌” 的文天祥,在宋理宗宝四年(公元1256年)考中状元时年仅21岁。其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主考官誉为“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”。而另一个彪炳史册的状元则要数翁同龢了。

  翁同龢之崛起,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。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,后为同治帝师。自此,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,称“一门四进士、一门三巡抚; 父子大学士、父子尚书、父子帝师” 。既然4 1 % 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,翁家的兴盛,自是情理之中。在道、咸、同、光四朝, 翁氏两代累任高官。当咸丰六年( 1 85 6 年) 翁同龢以27 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,便擢任翰林院修撰。同治四年,又接替父业,入值弘德殿,为同治师傅,前后教读九年。同治病逝后,光绪继位,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,为光绪师傅。

 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,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。仅凭这层关系,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。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,翁同龢与孙家鼐、志锐、文廷式、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,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。

  事实也是如此。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,有: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;卷入甲午战争洪流;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(中国通商银行),由户部拨100万两“生息官款”存于中国通商银行,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;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,亲自草拟《明定国是诏》。

 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错案之首(四大冤案为:杨乃武与小白菜案、杨月楼案、张文祥刺马案、淮安奇案)。此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(1873年),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,懦弱无知的葛毕氏(死者葛品连之妻,即小白菜)被百般威逼欺哄,诬杨乃武(与小白菜相识的举人)为奸夫,杨乃武“被屈打成招”定为“谋夫夺妇”之罪。此案经杭州知府、浙江巡抚、刑部侍郎三审具结,草率奏报,使杨乃武、葛毕氏枉坐重罪。

  同治十三年(1874年)四月,本案第五审开始(晚清死刑案审判是五审终审制)。这时,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访申冤。于是此案发回浙江再审。审讯中,杨乃武、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词,所以没能审结。

  光绪元年(1875年)十二月,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“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”联名向都察院控诉。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。此时,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,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,他细阅全部案卷,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。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,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,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,经过认真研究,讯问犯人,调查证人,重新检验尸骨,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。至此,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。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。《清史稿》记载此事时说:“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,巡抚杨昌浚、侍郎胡瑞澜褫职,知府以下论罪有差。申谕各省理刑,期情真罪当,毋轻率。”

 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、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。而翁同龢忠于职责、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,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。

  选拔人才

  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

  翁同龢中状元后,被授为修撰,在翰林院供职,参加庶吉士学习。咸丰八年(1858)六月,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龢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,奉命典试陕西,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。这对翁同龢来说,是一种殊荣。可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,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,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。但圣命不可违,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,容不得半点推延。

  七月底,翁同龢极力克制自己,打点行装,辞别亲友,同潘祖荫一同踏上了西去陕西的旅途。

  翁、潘二人由直隶出发,取道山西,经近一个月的车马劳顿,到达陕西省城西安。

  八月中旬考试开始,翁、潘二人坐堂主考,巡察整个考场,要求极为严格。

  由于气候不适、水土不服,翁同龢主考的当天就病倒了,寒热发作,彻夜难眠。但他为报皇恩,强忍病痛,坚持支撑着批阅荐卷,直到三场试作阅毕。

  发榜时有人告发,获第三名的考生张批绩所答试卷为抄袭他人之文。翁、潘二人同监临核准后奏请,将张除名。对张之所为,翁同龢极为愤慨,本想严加训斥,后得知张已60有余,大自己两旬还多,只好作罢。事后,翁同龢曾大发感慨,认为八股取士有其不足之处,同时对名落孙山者寄予一定的同情。

  八月底,陕西典试结束,即将回任的考官们欣赏翁同龢的书法,纷纷请他题字留念。此时虽翁同龢病体尚未痊愈,但他不负众望,挥毫泼墨,来者不拒,一写就是几日,致使病情加重,经多方调养,直到九月底方能下床走步。正值此时,一道圣旨飞传西安,翁同龢被任命为陕西学政,视察陕西全省各府、县考试童生及生员事宜。

  十月初,翁同龢带病上任,福海有背景的种果树饲料,足迹遍布800里川,经过两个多月的劳累,至咸丰八年(1858)十二月视学完毕。鉴于病魔缠身,他便上书奏请开缺。

  咸丰九年(1859)一月,皇上恩准翁同龢开缺,返京调养。二月,翁同龢从陕西起程回京。三月底,回到了北京。

  回京后的第三年,万客娱乐场生肖选号,同治元年(1862)翁同龢被任命为乡试正考官,典试山西。这以后,他曾多次涉及文衡,屡次充任考官,所以门生故旧遍布朝野,为清王朝选拔了大批人才。

  备受信赖

  同治四年(1865)十月十四日,"垂帘听政"的慈安、慈禧两太后谕令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,同工部尚书倭仁、翰林院编修李鸿藻、实录馆协修徐桐负责教育年仅10岁的同治皇帝。充任帝师,这是朝廷对翁同龢的器重和信赖,翁同龢非常高兴,向两太后表示,一定竭尽全力,辅导皇上,报答皇恩。

  十月十七日,翁同龢、倭仁和徐桐第一次进宫授读。天刚刚廉亮,翁同龢就来到弘德殿候驾,倭仁、徐桐也随后来到。待同治帝驾到,翁同龢等立即向前行君臣大礼,同治帝喊了一声"师傅",随后君臣趋步进入书房。同治帝坐两面东,师傅们坐东面西,一天的授读正式开始。

  这一天首先授读的是倭仁和徐桐,讲授的是《尚书》和《孟子》的有关章节。膳后,翁同龢接着讲授,他讲的是《帝鉴图说》。此书内容更深,但图文并茂。翁同龢针对同治帝年幼的特点,深入浅出,使同治帝听得津津有味,深深佩服翁同龢的学问,翁同龢第一次授读成功。

  翁同龢讲完《帝鉴图说》后,又给同治帝讲授了《圣祖廷训格言》、《清朝开国方》、《经史语录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孝经》等课程,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。

  翁同龢深知自己所教的学生并非凡夫俗子,而是一代天子,典学成否,直接关系到清朝的兴亡,非同小可,因此他授读格外认真。每天寅时(早晨四点左右)入值,申时(下午五点左右)回家,一年四季,除生病外,几乎日日如此,有时甚至带病进讲。有时为弄清一个问题,查找一本书,跑遍北京大小书铺。为使皇帝能学会作诗,他专门了《唐诗选读》,亲自抄呈,交同治帝带回宫中阅读。同治帝阅读古文有困难,他便将常用文言虚词集录成册,附上例文注释,供同治帝阅读。因笔不合手同治帝书法不佳,翁同龢亲自到笔店买了两支上等笔送给同治帝。在教育方法上,他也极为讲究。当他看到皇帝精神疲倦时,就停止授课,让皇帝到庭中散步,借以解除疲劳;当同治帝表示作论太难、提议不妨先由师傅作几段时,翁同龢便如此照办。翁同龢不但在授读上下功夫,而且对妨碍同治帝学习的一切作法,那怕是太后所为,他也敢直言劝阻。所以,翁同龢的讲授,深得同治帝和太后的好评,称赞他"讲授有方"、"入值甚勤"。

  翁同龢入值弘德殿期间,还奉命去养心殿为两宫皇太后进讲《治平宝鉴》一书的有关章节。对翁同龢来讲,给垂帘听政、掌握实权的两宫皇太后进讲比给年幼无知的同治帝进讲更为荣耀,但一旦出错,不但贻笑士林,而且有可能被革职为民,身败名裂。因此,在第一次给两宫皇太后进讲的前夜,他将要进讲的内容温习再三,几乎一夜没睡。他第一次进讲的题目是《宋孝宗与大臣陈俊卿论唐太宗能受忠言》。在进讲中,翁同龢反复阐述了君主虚怀纳谏、礼贤下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,讲得不仅仪节规矩大方,而且思路清晰、语言流利、剖析精当,两宫皇太后及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到满意。此后,他还给两宫皇太后进讲了关于宋、金、元、明四朝帝王政治事迹的15个专题。在进讲这些专题时,他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,并借两太后的提问,根据个人所见所闻,如实陈述,大胆批评当朝弊政,并相应提出改正意见,其中许多意见后来被采纳。他如此敢于直言进谏,这在当朝上大夫中是极少见的。

  同治十年(1871),正当翁同龢为进讲再作努力之时,其母许氏病逝,翁同龢上奏获准回籍治丧,离开弘德殿上书房,直到同治十三年(1874)治丧期满才回京复职,再次入值弘德殿,担任同治帝师傅,直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,同治皇帝病逝。

  翁同龢入值弘德殷期间,由于他聪明能干、备受皇帝和太后信赖,所以屡受殊荣。同治四年(1865),他奉旨阅看文宗实录,按例只有亲王、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前朝皇帝实录。在仕途上,由誉事府右中允特接侍讲,再擢为国子监祭酒,进而提为太仆寺正卿、同治十二年(1873)同治皇帝亲政后,推恩赏给他一品顶戴,真可谓一帆风顺,步步登高。

  担任毓庆宫行走

  光绪元年(1875)十二月一日,两宫皇太后降旨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担任毓庆宫行走,充任刚刚即位、年仅四岁的光绪皇帝的师傅。

  翁同龢接旨后,喜忧并举。喜的是两宫皇太后一再重用自己,再为帝师。忧的是要将一个年仅仅四岁的孩童塑造成一代圣主,责任重大。他考虑再三,一再推辞,但终未获准,且西太后慈禧温谕再三,要他"尽心竭力,济此艰难",翁同龢只好勉力从之。

  光绪二年(1876)三月二十一日,是翁同龢向光绪帝进讲的第一天。翁同龢首先教光绪帝写了"天下太平"、"光明正大"八个字。接着,又教光绪帝朗诵了"帝"、"德"二字。最后,进讲了《帝鉴图说》的首篇《三皇五帝》。从这一天起直至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一月毓庆宫书房被撤,翁同龢担任光绪帝师傅达20多年之久。20多年中,翁同龢尽心尽力,循循善诱光绪帝,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

  翁同龢授读的前两年,主要是教光绪帝认字、读生书、背熟书。翁同龢规定生书每天读20遍,熟书每天读50遍。当时课文虽短,但由于光绪帝年幼不谙世事,且体弱多病,常常读到一半就不再读了。师傅催促,权作耳旁之风。每每见此情景,翁同龢便心急如焚,有时不免和风细雨申斥几句,光绪帝则嚎陶大哭,索性多日不开口读书。翁同龢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,慢慢左劝右劝,但光绪帝软硬不吃,翁同龢只好面奏两宫皇太后,西太后听后极为不满,决定用不准多吃食物来严加惩罚。翁同龢则于心不忍,又生一计,何不去求助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环。奕环来到书房,先是厉声训斥,接着良言相劝。对父亲的一威一震,光绪帝多少有所顾忌,但久而久之此法也失去了效力。

  翁同龢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个办法,遂与其他师傅商定,相对减少读书遍数,每读完一遍由师傅当着光绪帝的面记下,读完为止。采用此法后光绪帝好了一阵,但时间一长,旧病复发,且与师傅们辩论,认为读书不在遍数多少,应以是否熟练为标准。但对于"熟练"的标准,师生认识不一,彼此争论不休。师傅们一计不成又使一计,规定:如光绪帝不读完规定的遍数,便请他在位子上久坐不准动。可一个四、五岁的孩童哪能坐得住,为此光绪帝常常大哭不休。翁同龢本不同意此计,见光绪如此闹腾,便宣布取消,事情才归平息。

  光绪二年(1876)至光绪四年(1878)毓庆宫书房是半天上课,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长,自光绪四年(1878)改为全天上课,要读的书越来越多,本来畏惧的光绪帝越来越畏难。翁同龢见光绪帝年已渐大,不督促他读好书会贻误光绪帝终生,祸及整个大清王朝,便与其他师傅商定采用罚读法,少读一遍罚加两遍。此法采用之初,光绪帝以闭口不读相对抗,接着便大声哭叫,对此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全然不顾,并将光绪帝所作所为记录下来,上奏西太后。有一次,光绪帝一怒之下离开书房,罢学回宫而去。翁同龢和其他师傅们不得不上奏,求助于西太后慈禧。后经西太后慈禧良言相劝,再加上师傅们承认自己的行为偏激,光绪帝才答应回书房。这样,一场轰动皇宫的里学风波才归平息。

  经过光绪帝罢学这场风波,翁同龢和师傅们得出教训,认为罚读法也并非一个劝学的好办法。于是,经翁同龢提议,师傅们决定改用表扬法,每读完一遍表扬一番,从正面进行教育。表扬法采用后,光绪帝感到心情非常舒畅,学习的积极性大增,一改往日不良学风,学业不断长进。

  翁同龢不但在学业上是光绪帝的良师,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光绪帝的益友。光绪帝从小体弱多病,胆子小,每逢雨天电闪雷鸣之时特别害怕。每当此时,翁同龢总是将光绪帝抱在怀中,安慰他不必惧怕;光绪帝从小离开父母进宫,由太监服侍,太监们知道皇帝乃一孩童,常常敲诈,当得不到满足时,便怠慢光绪帝。翁同龢得知后,有时当面训斥不规太监,有时上奏两太后责罚。为此,光绪帝视翁同龢为知己,有什么喜悦都愿意与翁同龢述谈。

  年复一年,至光绪七年(1881)光绪帝已是11岁的英俊少年,开始明事知礼。此时,西方列强的侵略已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国内地深入,中国面临着危机。因此,翁同龢决定加强对光绪帝的教育,在保留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等20多门有关封建伦理道德课程的同时,又增设了有关中外史地、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方面的课程。

  翁同龢在给光绪帝讲授新增设的课程时,结合当时发生的重大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事件,积极引导光绪帝思考现实问题,从而将毓庆宫书房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。光绪帝听了这些新增设的课程后,感到受益非浅。这对他在政治上成熟较早,特别是后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  翁同龢除在学业上教授光绪帝外,还注意对光绪帝加强道德修养方面的教育。翁同龢第一次给光绪帝进讲时,就给光绪帝讲授了"帝德如天"的道理。在以后长达22年之久的授读过程中,翁同龢时常规劝光绪帝在言行举止、待人接物方面应庄重大方,不要迂腐。

  经翁同龢等人精心教诲,光绪帝随着年龄的增加,变得越来越懂事,立志要作一位象康熙那样的一代圣主,因此读书非常勤奋,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,一年四季,几乎天天如此。每到春节放假时,他仍坚持到书房读书。为满足自己的学习欲望,他常常向师傅们索取新书,所读书的范围越来越大,在光绪十五年(1889)亲政前总共读了八、九十种书。这些知识为他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  光绪十五年(1889)光绪帝亲政后,翁同龢同往常一样仍到毓庆宫书房给光绪帝授课。为满足光绪帝对西学的探求,他还继续不断向光绪帝呈送有关西学的著作,并且常在书房同光绪帝讨论时政。这一切引起了西太后慈禧和帝党官僚的疑忌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一月,西太后慈禧下令裁撤光绪帝的毓庆宫书房。至此,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宫教授生涯。

  首次出任

  光绪八年(1882)十月,廷命翁同龢在军机大臣上行走,翁同龢第一次出任军机大臣。

  翁同龢此次出任军机大臣,主要参与了两项重大政治活动。一是参与处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;二是参与中法越南交涉事宜。

  光绪五年(1879),云南巡抚杜瑞联就云南非法军费报销一事,派崔尊彝和潘英章二人携巨款赴京打通关节。崔、潘二人进京后在军机处、户部四处活动,最后以向军机大臣周瑞清、王文韶、景廉和户部经办司员、书吏行贿8万两为条件,了结此项报销。

  书画成就

  翁同龢工诗,间作画,尤以书法名世。《清史稿·翁同龢传》称赞翁同龢书法“自成一家,尤为世所宗”。清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谓:“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,为乾嘉以后一人……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(翁方纲)、南园(钱沣)之上。论国朝书家,刘石庵(刘墉)外,当无其匹,非过论也。光绪戊戌以后,静居禅悦 ,无意求工,而超逸更甚。”清杨守敬《学书迩言》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:“松禅学颜平原(颜真卿),老苍之至,无一雅笔。同治、光绪间推为第一,洵不诬也。”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:“本朝诸名家,直突平原(颜真卿)之上,与宋四家驰骋者,南园(钱沣)、道州(何绍基)、常熟(翁同龢)而已。”谭延闿、泽闿兄弟曾刻成《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》行世。

 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、楮、柳、赵,书法崇尚瘦劲;中年转学颜体,取其浑厚,又兼学苏轼、米芾,书出新意;晚年得力于北碑,平淡中见精神。他博采众长,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,参以己意,并吸收刘墉、钱沣、何绍基等人之长,将赵子昂、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。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,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,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,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。

  个人爱好

  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,平生喜藏书,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,陆续购进许多好书。其中有乾隆进士、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,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,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。所藏南宋《松桂堂帖》,为明末睢阳袁枢(袁可立子)、袁赋谌父子家藏精品,得以流传至今。只可惜翁同龢在考证睢阳袁氏旧藏南宋《松桂堂帖》时,跋语中竟因资料匮乏无考睢阳袁氏而将袁伯应(袁可立子袁枢)和袁赋谌(袁可立次孙)误断“其为一人无疑也”的千古学术错误。清朝末年,时值战乱,公私藏书多有散出,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,都为此时购入。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,被学界认为“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,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,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”。翁同龢富藏书;诗文简炼凝重;书法纵横跌宕,力透纸背,有颜真卿风骨。

  家世代富藏书,称清末民初中国著名藏书家之一,他寓居京师时,左图右史,典籍充栋。藏书室有“一经堂”、“韵斋”,在家乡祖居有“宝瓠斋”,自己筑有“瓶庐”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革职归里,典籍碑帖,悉留于京师旧居,家藏抄本多,其收藏的宋元刊本数百种,且珍秘罕见。如宋版孤本《集韵》、《会昌一品诗集》、《丁卯集》、《嵩山居士集》、《施顾注苏诗》、《长短经》、《愣严经》等,世无二本。去世后,藏书中的精品包括《翁同龢日记》和《自定年谱》手稿悉归翁之廉珍藏,秘不示人。藏书由侄孙翁弢夫续管。弢夫去世后,子翁之熹珍藏遗书又数十年。解放后,北京图书馆赵万里研究员劝翁之熹将藏书归公,翁之熹慨然答应。翁氏藏书,遂尽归于北京图书馆。藏书印有“叔平所得金石文字”、“松禅”、“松禅居士”、“翁同龢观”、“常熟翁同龢藏本”、“虞山揽秀堂翁氏藏书”等。拓晓堂著有《翁同龢鉴藏大系略稿》对其藏书事迹有记载。[4]

  附录;翁同龢名联

  文章真处性情见;谈笑深时风雨来。

  每临大事有静气,不信今时无古贤

  人物传记

  翁同龢传

  翁同龢,字叔平,江苏常熟人,大学士心存子。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,授修撰。八年,典试陕甘,旋授陕西学政,乞病回京。同治元年,擢赞善。典山西试。父忧归,服阕,转中允。命在弘德殿行走,五日一进讲,於帘前说治平宝鉴,两宫皇太后嘉之。累迁内阁学士。母忧服阕,起故官。同龢居讲席,每以忧勤惕厉,启沃圣心。当八年武英殿之灾也,恭录康熙、嘉庆两次遇灾修省圣训进御,疏言:“变不虚生,遇灾而惧。宜停不急之工,惜无名之费。开直臣忠谏之路,杜小人幸进之门。”上览奏动容。又圆明园方兴工,商人李光昭蒙报木价,为李鸿章所劾论罪。廷臣多执此入谏,恭亲王等尤力诤,上不怿。同龢面陈江南舆论,中外人心惶惑,请圣意先定,待时兴修。乃议定停园工,并有停工程、罢浮费、求直言之谕。

  光绪元年(1875年),署刑部右侍郎。次年(1876年)四月,上典学毓庆宫,命授读,再辞,不允。旋迁户部,充经筵讲官,晋都察院左都御史。迁刑部尚书,调工部。六年,廷臣争俄约久不决,懿旨派惇亲王、醇亲王及同龢与潘祖廕每日在南书房看摺件电报,拟片进呈取进止,至俄约改定始止。八年,命充军机大臣。十年,法越事起,同龢主一面进兵,一面与议,庶有所备。又言刘永福不足恃,非增重兵出关不可。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,仍直毓庆宫。前后充会试总裁、顺天乡试考官,两蒙赐“寿”,加太子太保,赐双眼花翎、紫缰。尝请假修墓,传旨海上风险,命驰驿回京,恩眷甚笃。

  二十年,再授军机大臣。懿旨命撤讲,上请如故。同龢善伺上意,得遇事进言。上亲政久,英爽非复常度,剖决精当。每事必问同龢,眷倚尤重。时日韩起衅,同龢与李鸿藻主战,孙毓汶、徐用仪主和。会海陆军皆败,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,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。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,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。於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,同龢、鸿藻等会商办理。上尝问诸臣:“时事至此,和战皆无可恃!”言及宗社,声泪并发。及和议起,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,并陈:“宁增赔款,必不可割地。”上曰:“台湾去,则人心皆去。朕何以为天下主?”毓汶以前敌屡败对,上责以赏罚不严,故至于此。诸臣皆引咎。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,天颜憔悴。同龢以俄、英、德三国谋阻割地,请展期换约,以待转圜。与毓汶等执争,终不可挽,和约遂定。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。二十三年,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。

  二十四年,上初召用主事康有为,议行新政。四月,朱谕且每於召对时谘询事件,任意可否,喜怒见於词色,”八月,政变作,太后复训政。十月,又奉朱谕:“翁同龢授读以来,辅导无方,往往巧藉事端,刺探朕意。至甲午年中东之役,信口侈陈,任意怂恿。办理诸务,种种乖谬,以致不可收拾。今春力陈变法,滥保非人,罪无可逭。事后追维,深堪痛恨!前令其开缺回籍,实不足以蔽辜,翁同龢著革职,永不叙用,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”三十年,卒於家,年七十有五。宣统元年,诏复原官。后追谥文恭。

  同龢久侍讲帏,参机务,遇事专断。与左右时有争执,群责怙权。晚遭谗沮,几获不测,遂斥逐以终。著有瓶庐诗稿八卷、文稿二十卷。其书法自成一家,尤为世所宗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