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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文恺

  宇文恺(555年~612年),中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。字安乐,朔方夏州(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境内)人,后徙居长安。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,自幼博览群书,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。官至工部尚书

  • 别名字安乐
  • 国籍隋朝
  • 出生地长安(今陕西西安)
  • 逝世日期555年——612年
  • 职业建筑学家、工部尚书
  • 成就设计建设多个历史名城
  • 民族鲜卑族
  • 世纪公元6世纪
宇文恺相关

  宇文恺(555年~612年),中国隋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。字安乐,朔方夏州(治所在今陕西靖边县境内)人,后徙居长安。出身于武将功臣世家,自幼博览群书,精熟历代典章制度和多种工艺技能。官至工部尚书。

  宇文恺,祖先是鲜卑族,西魏以来汉化。父亲宇文贵,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,仕周,位至大司徒。次兄宇文忻,周、隋时名将,隋时官至右领军大将军。宇文恺为武将世家,父兄皆以弓马显名,他独好学,擅长工艺,尤善建筑。隋代著名工程,他多参预。大业八年(612)十月,大富应用最新网址,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,谥曰康。

  个人经历

  出生显赫

  蜚声中外的唐代都城长安,以及东都洛阳,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,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。宇文恺,字安乐,鲜卑人,西魏恭帝二年(555年)生于长安。他出生在北朝后期一个显赫的豪门。其父宇文贵。据《周书》本传说,“少从师受学,尝辍书叹曰:‘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,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!’”后来从军,屡建军功,地位也扶摇直上。北魏时,即爵封革融县侯,官拜武卫将军,閤内大都督。西魏时,进爵化政郡公,先后任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,侍中,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大将军,兴州刺史,大都督,小司徒,益州刺史。北周时,进位柱国,拜御正中大夫,封许国公,历大司空、大司徒、太保等重要官职。卒北周天和二年(567年)卒,赠太傅,谥曰穆。宇文恺的长兄宇文善,西魏和北周时历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,柱国,洛州刺史,上柱国。二兄宇文忻,十七岁时即以军功被北周政权赐爵兴国县公,拜仪同三司,后又因战功进位开府、骠骑将军,进爵化政郡公,北周末位至上柱国,进爵英国公。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的宇文恺,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,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,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,而喜好读书。《隋书》本传说“恺少有器局。家世武将,诸兄并以弓马自达,恺独好学,博览书记,解属文,多伎艺,号为名父公子。”这段记载可窥知他为学的大致情况。

  初露锋芒

  北周末,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、御正中大夫、仪同三司。大象二年(580年),杨坚任北周宰相后,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、匠师中大夫。据《唐六典》卷二三“将作都水监”记载:“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,掌城郭、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。”又据考证,北周设有“匠师中大夫,一人,正五命”。因此可以推知,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。

  建仁寿宫

  开皇二年(582年),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(今陕西西安),以恺为营新都副监,时高颎虽为大监,不过总领大纲,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。开皇三年,新都建成,而仓廪尚虚,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,渭水多沙,不便漕运。四年,下诏兴建漕渠,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,引渭水通黄河,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,名叫广通渠。渠成后,转运便利,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。其后,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,一度罢官居家。开皇十三年,隋文帝要在岐州(今陕西凤翔)建仁寿宫,经右仆射杨素推荐,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,后又拜为仁寿宫监、将作少监。在杨素主持下,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,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。

 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,要营建洛阳,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,后迁将作大匠。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,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。他曾经建造大帐,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。又造观风行殿,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,行殿下装轮轴,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。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,“下为方堂,堂有五室,上为圆观,观有四门”,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。虽然没有兴建,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。大业八年(612年)宇文恺卒。

  历史贡献

  大兴城的营建

  大兴城(今西安城)

  581年,杨坚建立隋朝,是为隋文帝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,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,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。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,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,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,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,因而方幸免一死。隋文帝“修宗庙”,宇文恺被起用,任营宗庙副监、太子左庶子,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。宗庙建成后,被加封为甑山县公,邑千户,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。 隋朝建立之时,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。长安城始建于汉代,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,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,宫宇亦多朽蠹,加上供水、排水严重不畅,污水往往聚而不泄,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,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。因此,隋文帝嫌其“制度狭小,又宫内多妖异”,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:“汉营此城,经今将八百岁,水皆咸卤,不甚宜人。”于是决定另建新都。

  开皇二年(582年)六月,隋文帝下诏:“此城从汉,凋残日久,屡为战场,旧经丧乱。今之宫室,事近权宜,又非谋筮从龟,瞻星揆日,不足建皇王之邑,合大众所聚”,“今区宇宁一,阴阳顺序,安安以迁,勿怀胥怨。龙首山川原秀丽,卉物滋阜,卜食相土,宜建都邑,定鼎之基永固,无穷之业在斯。公私府宅,规模远近,营构资费,随事条奏。”于是“诏左仆射高颎、将作大匠刘龙、巨鹿郡公贺娄子干、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”。“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,领营新都副监”。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公,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。

  大兴城的营建,史称“制度多出于颎”,“高颎虽总大纲,凡所规画,皆出于恺”。宋代的宋敏求在《长安志》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,“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,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,将作大匠刘龙、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(娄)子干、大(太)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”。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,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,而具体的规划、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,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。

  大兴城的兴建,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、扩建而成的城市,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。全城由宫城、皇城和郭城组成,先建宫城,后建皇城,最后建郭城。开皇二年(582年)六月开始兴建,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,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,前后仅九个月,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。整个工程的规划、设计、人力、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。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,还得考虑地形、水源、交通、军事防御、环境美化、城市管理、市场供需等的配套,以及都城作为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,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。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。

  有人曾列举世界古代十座城市的面积进行比较:(1)隋大兴城(唐长安城),583 年建,面积84.1 平方公里;(2)北魏洛阳城,493 年建,面积约73 平方公里;(3)明清北京城,1421—1553 年建,面积60.2 平方公里;(4)元大都,1267 年建,面积50 平方公里;(5)隋唐东京(洛阳城),605 年建,面积45.2 平方公里;(6)明南京,1366 年建,面积43 平方公里;(7)汉长安(内城),建于公元前202 年,面积35 平方公里;(8)巴格达,800 年建,面积30.44 平方公里;(9)罗马,300 年建,面积13.68 平方公里;(10)拜占庭,447 年建,面积11.99 平方公里。从上所列可以看到,中国古代都市的规模之大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,而大兴城则更是位列榜首,堪称世界第一城。

 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(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)、北魏洛阳城的经验,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,沿着南北中轴线,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,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、西、南三面。分区整齐明确,象征着皇权的威严,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,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。特别是把宫室、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,是一大创新。北宋吕大防在《隋都城图》题记中,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:“隋氏设都,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,然畦分棋布,闾巷皆中绳墨,坊有墉,墉有门,逋亡奸伪无所容足。而朝廷官寺,居民市区不复相参,亦一代之精制也。”清代徐松也说:“自两汉以后,至于晋、齐、梁、陈,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。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,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,不使杂居,公私有辨,风俗齐整,实隋文之新意也。”

  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,“东西四里(不含掖庭宫),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,崇三丈五尺”,实测东西长2820.3 米(含掖庭宫),南北宽1492.1 米。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。中部是大兴宫,由大兴殿等数十座殿台楼阁组成,是皇帝起居、听政的场所。东部为东宫,专供太子居住和办理政务。西部为掖庭宫,是安置宫女学习技艺的地方。

  皇城(又称子城)在宫城南面,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,“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,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”,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,南北宽为1843.6 米。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。“城中南北七街,东西五街。左宗庙,右社稷。百僚廨署列于其间,凡省六,寺九,台一,监四,卫十有八。东宫官属,凡府一,坊三,寺三,率府十”。

  郭城,又称罗城、京城,“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,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,周六十七里,其崇一丈八尺”,实测东西长9721 米,南北宽8651.7 米。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,东西向大街十四条,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,形成棋盘型的布局。白居易有诗云:“百千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。

 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。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;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,宽达220 米以上;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 米;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—68 米;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,宽25 米。里坊都筑有坊墙,坊中也有街道。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,中辟十字街;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,有一条横街。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,井然有序。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,街道两旁植以榆、槐为主的行道树,株行距整齐划一,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,为城市增添了风采。

 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,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,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。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,西傍沣河,东依灞水、浐水,南对终南山。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,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。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,城东为龙首渠,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。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,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,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。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,形成了“渠柳条条水面齐”的宜人景色。城东南还开辟有曲江“芙蓉园”,其“花卉周环,烟水明媚,都人游赏盛于中秋节。江侧菰蒲葱翠,柳荫四合,碧波红蕖,湛然可爱”,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。

  在大兴城的规划、设计中,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。其突出者有三:

  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,城市规模过大,超越了时代的要求。其城南四列里坊,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,始终没有多少住户,非常冷落荒凉。正如宋敏求所说:“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,率无居人第宅。”其注又云:“自兴善寺以南四坊,东西尽郭,虽有居者,烟火不接,耕垦种植,阡陌相连。”

  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,但全是土路,雨雪时泥泞不堪,难以通行,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。为了排水,路面都是中间较高,两侧有宽、深各两米多的水沟,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,排水仍有困难,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,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。

 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。有时漕运不通,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。为此,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。

  在当时的社会、经济、科技条件下,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,是值得人们赞颂的。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,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,而且对日本、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如日本飞鸟、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、平城京,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。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,南北三十六町,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,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。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,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,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。

  东京洛阳城的营建

  开凿广通渠工程

  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。开皇四年(584年)六月,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。据记载:“隋主以渭水多沙,深浅不常,漕者苦之”,“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,引渭水,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,名曰广通渠。漕运通利,关内赖之。”其后,宇文恺出任莱州(今山东掖县)刺史,“甚有能名”。

  开皇六年闰八月,宇文恺之二兄上柱国、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,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,“除名于家,久不得调”。

  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

  开皇十三年(593年)二月,隋文帝令杨素在岐州(今陕西凤翔)北营造仁寿宫。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,“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”,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。“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,崇台累榭,宛转相属”,整个宫殿区“制度壮丽”,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。开皇十五年三月,仁寿宫建成,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,授仪同三司,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。

  仁寿二年(602年)八月,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。闰十月,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。独孤皇后葬后,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,邑千户。

  洛阳故都建新城

  仁寿四年七月,隋炀帝杨广继位。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,又水陆交通不便,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、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,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,作为东京。十一月癸丑,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,洛阳的地理位置“控以三河,固以四塞,水陆通,贡赋等”,“今可于伊、洛营建东京,便即设官分职,以为民极也”。

  建成大型城市

  据《隋书·炀帝纪》记载,大业元年(605年)三月丁未,隋炀帝“诏尚书令杨素、纳言杨达、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,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”。又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零记载,“每月,役丁二百万人。徙洛州郭内居民,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”。大业二年春正月辛酉,“东京成”,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,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、设计、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。在营建东京时,宇文恺“揣帝心在宏侈,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”。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,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。其间,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(今河南宜阳)营造显仁宫,“南接皁涧,北跨洛滨”,为此,曾“发大江之南、五岭以北奇材异石,输之洛阳;又求海内嘉木异草,珍禽奇兽,以实园苑”。

  政治、经济和交通的中心

  东京一名东都,又谓“新都”。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,北依邙山,南对龙门,地理位置十分优越。正如李吉甫所说:“北据邙山,南直伊阙之口,洛水贯之,有河汉之象,东去故城一十八里。”由于水陆交通方便,自隋代至北宋,一直作为陪都,成为一个政治、经济和交通的中心。

  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据《隋书·食货志》记载:“始建东都,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,每月役丁二百万人。”《大业杂记》中记载:“初卫尉刘权、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,一时布兵夫,周匝四面,有七十万人。城周匝两重,延袤三十余里,高四十六尺。六十日成。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,又役十余万人。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,其木工、瓦工、金工、石工又役十余万人。”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,说:“臣又尝见隋室造殿,楹栋宏壮,1967年12月中旬属羊下半年两步彩选号计划,大木非随近所有,多从豫章(今江西境)采来。二千人曳一柱,其下施毂,皆以生铁为之,若用木轮,便即火出。铁毂既生,行一二里即有破坏,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,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。略计一柱,已用数十万功,则余费又过于此。”从这些记载,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。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,虽缺乏史料记载,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,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。

  东京规模

 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。据勘探,它的东城墙长7312 米,南城墙长7290米,北城墙长6138 米,西城墙长6776 米,总计周长27516 米,合55 里。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。全城亦是由宫城、皇城、郭城所构成。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,把城分为南北二区。由于地形的关系,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,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,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、整齐,仍与大兴城相似。

  宫城名紫禁城,“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,南北二里八十五步,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,其崇四丈八尺,以象北辰藩卫。城中隔城二,在东南隅者太子居之,在西北隅者皇子、公主居之。城北隔城二,最北者圆璧城,次南曜仪城”。宫城内有乾阳殿、大业殿等数十座殿、阁、堂、院,极其富丽堂皇。李吉甫称:“(东京)宫室台殿,皆宇文恺所创也。恺巧思绝伦,因此制造颇穷奢丽,前代都邑莫之比焉。”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,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。“殿基高九尺,从地至鸱尾(房脊两端的兽)高一百七十尺,十三间二十九架,三陛轩。文掍镂槛,栾栌百重,楶拱千构,云楣绣柱,华榱璧珰,穷轩甍之壮丽。其柱大二十四围,倚井垂莲,仰之者眩曜。南轩垂以珠丝网络,下不至地七尺,以防飞鸟。四面周以轩廊,坐宿卫兵。”“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,一悬钟,一悬鼓,刻漏即在楼下,随刻漏则鸣钟鼓。”宫城正门则天门,“门上飞观相夹,门外即朝堂”。因其太奢,致武德四年(621年)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。

  形如偃月,谓之月陂

 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,又名会通苑,在今洛阳涧西一带。据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“(大业)元年夏五月西苑,周二百里,其内造十六院,屈曲绕龙鳞沟。”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,周十余里,海中造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神山,高出水面百余尺,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,风景非常壮观。缘渠作十六院,门皆临渠,堂殿楼观,极为华丽。为了引洛水入苑,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。据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五记载:“洛水,在(洛阳)县西南三里。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,宇文恺筑斜堤束令东北流。当水冲,捺堰九折,形如偃月,谓之月陂。”

  国家粮仓

 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,城里为含嘉仓,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。据《大业杂记》记载:“大业元年,炀帝建东都洛阳,在宫城东建含嘉仓。”据1969 年以来的考古发掘,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 万平方米,四面有城墙,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。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,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 座,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 座以上。由于东京漕运方便,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,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,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。

  皇城

  皇城名太微城,亦称南城、宝城,“东西五里一十七步,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,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,高三丈七尺。其城曲折,以象南宫垣”。城中有五条南北向街道,四条东西向街道,分列省、府、寺、卫、社、庙等建筑。

  郭城

  郭城称罗郭城,隋时仅筑有短垣,“东西五千六百十步,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”,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 米,东西最宽处7290 米。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,一般宽41 米,把全城划分为“里一百三,市三”。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,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。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,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,坊内辟十字形街道。由于里坊小街道窄,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,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。

  大兴宫的建造布局天人合一,从六坡的高度看,地势从北到南渐次降低。那么宫城所处的位置则相对较低。不把宫城设置在最高处另有原委。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,最为尊贵的紫薇宫居于北天中央,它以北极为中枢,东、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。紫薇宫即皇宫的意思,皇帝贵为天子,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,应此,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。而且北有渭河相倚,从防卫角度看,也具安全性。

  设计缺陷

  但是这种追求理念的设计似乎也有缺陷。隋代的皇宫——大兴宫到唐朝继续沿用,只是改名太极宫。而太极宫很快就被大明宫所取代,究其原因,就是应为太极宫地势较低,而长安城盛夏气温很高,使得住在太极宫有“湫湿感”。为此从秦至唐,每逢夏季,统治者都要到夏宫去避暑。唐太宗选定长安城北禁苑中龙首高地,营造大明宫,为太上皇消夏的夏宫。后来唐高宗李治又接着以为完成的大明宫为基础,进行大规模的再建工程。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成后,唐高宗便正式在大明宫听政。此后二百余年,大明宫都是唐代主要的朝会之所,成为唐王朝的统治中心和国家象征。

  史书记载

  《隋书·宇文恺列传》

  宇文恺,字安乐,杞国公忻之弟也。在周,以功臣子,年三岁,赐爵双泉伯,七岁,进封安平郡公,邑二千户。恺少有器局。家世武将,诸兄并以弓马自达,恺独好学,博览书记,解属文,多伎艺,号为名父公子。初为千牛,累迁御正中大夫、仪同三司。高祖为丞相,加上开府中大夫。及践阼,诛宇文氏,黄冈可靠的养什么赚钱,恺初亦在杀中,以其与周本别,兄忻有功于国,使人驰赦之,仅而得免。后拜营宗庙副监、太子左庶子。庙成,别封甑山县公,邑千户。及迁都,上以恺有巧思,诏领营新都副监。高颎虽总大纲,凡所规画,皆出于恺。后决渭水达河,以通运漕,诏恺总督其事。后拜莱州刺史,甚有能名。兄忻被诛,除名于家,久不得调。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,令恺修复之。既而上建仁寿宫,访可任者,右仆射杨素言恺有巧思,上然之,于是检校将作大匠。岁余,拜仁寿宫监,授仪同三司,寻为将作少监。文献皇后崩,恺与杨素营山陵事,上善之,复爵安平郡公,邑千户。

  炀帝即位,迁都洛阳,以恺为营东都副监,寻迁将作大匠。恺揣帝心在宏侈,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。帝大悦之,进位开府,拜工部尚书。及长城之役,诏恺规度之。时帝北巡,欲夸戎狄,令恺为大帐,其下坐数千人。帝大悦,赐物千段。

  又造观风行殿,上容侍卫者数百人,离合为之,下施轮轴,推移倏忽,有若神功。

  戎狄见之,莫不惊骇。帝弥悦焉,前后赏赉,不可胜纪。

  自永嘉之乱,明堂废绝,隋有天下,将复古制,议者纷然,皆不能决。恺博考群籍,奏《明堂议表》曰:臣闻在天成象,房心为布政之宫,在地成形,丙午居正阳之位。观云告月,顺生杀之序;五室九宫,统人神之际。金口木舌,发令兆民;玉瓒黄琮,式严宗祀。何尝不矜庄扆宁,尽妙思于规摹,凝睟冕旒,致子来于矩矱。

  伏惟皇帝陛下,提衡握契,御辩乘乾,减五登三,复上皇之化,流凶去暴,丕下武之绪。用百姓之异心,驱一代以同域,康哉康哉,民无能而名矣。故使天符地宝,吐醴飞甘,造物资生,澄源反朴。九围清谧,四表削平,袭我衣冠,齐其文轨。茫茫上玄,陈珪璧之敬;肃肃清庙,感霜露之诚。正金奏《九韶》、《六茎》之乐,定石渠五官、三雍之礼。乃卜瀍西,爰谋洛食,辨方面势,仰禀神谋,敷土浚川,为民立极。兼聿遵先言,表置明堂,爰诏下臣,占星揆日。于是采崧山之秘简,披汶水之灵图,访通议于残亡,购《冬官》于散逸。总集众论,勒成一家。昔张衡浑象,以三分为一度,裴秀舆地,以二寸为千里。臣之此图,用一分为一尺,推而演之,冀轮奂有序。而经构之旨,议者殊途,或以绮井为重屋,或以圆楣为隆栋,各以臆说,事不经见。今录其疑难,为之通释,皆出证据,以相发明。议曰:臣恺谨案《淮南子》曰:“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,甘雨以时,五谷蕃植,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月省时考,终岁献贡,以时尝谷,祀于明堂。明堂之制,有盖而无四方,风雨不能袭,燥湿不能伤,迁延而入之。”臣恺以为上古朴略,创立典刑。《尚书帝命验》曰:“帝者承天立五府,以尊天重象。赤曰文祖,黄曰神斗,白曰显纪,黑曰玄矩,苍曰灵府。”注云:“唐、虞之天府,夏之世室,殷之重屋,周之明堂,皆同矣。”《尸子》曰:“有虞氏曰总章。”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:“夏后氏世室,堂修二七,博四修一。”注云:“修南北之深也。夏度以步,今修十四步,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,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。”臣恺按,三王之世,夏最为古,从质尚文,理应渐就宽大,何因夏室乃大殷堂?相形为论,理恐不尔。《记》云“堂修七,博四修一”,若夏度以步,则应修七步。注云“今堂修十四步”,乃是增益《记》文。殷、周二堂独无加字,便是其义,类例不同。山东《礼》本辄加二七之字,何得殷无加寻之文,周阙增筵之义?研核其趣,或是不然。雠校古书,并无二字,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。《黄图议》云:“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,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。”马宫之言,止论堂之一面,据此为准,则三代堂基并方,得为上圆之制。诸书所说,并云下方,郑注《周官》,独为此义,非直与古违异,亦乃乖背礼文。寻文求理,深恐未惬。

  《尸子》曰:“殷人阳馆。”《考工记》曰:“殷人重屋,堂修七寻,堂崇三尺,四阿重屋。”注云:其修七寻,五丈六尺,放夏周则其博九寻,七丈二尺。”又曰:“周人明堂,度九尺之筵,东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堂崇一筵。五室,凡二筵。”

  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:“天子之庙,复庙重檐。”郑注云:“复庙,重屋也。”

  注《玉藻》云:“天子庙及露寝,皆如明堂制。”《礼图》云:“于内室之上,起通天之观,观八十一尺,得宫之数,其声浊,君之象也。”《大戴礼》曰:“明堂者,古有之。凡九室,一室有四户八牖。以茅盖,上圆下方,外水曰璧雝。

  赤缀户,白缀牖。堂高三尺,东西九仞,南北七筵。其宫方三百步。凡人民疾,六畜疫,五谷灾,生于天道不顺。天道不顺,生于明堂不饰。故有天灾,则饰明堂。”《周书·明堂》曰:“堂方百一十二尺,高四尺,阶博六尺三寸。室居内,方百尺,室内方六十尺。户高八尺,博四尺。”《作洛》曰:“明堂太庙露寝,咸有四阿,重亢重廊。”孔氏注云:“重亢累栋,重廊累屋也。”《礼图》曰:“秦明堂九室十二阶,各有所居。”《吕氏春秋》曰:“有十二堂。”与《月令》同,并不论尺丈。臣恺案,十二阶虽不与《礼》合,一月一阶,非无理思。《黄图》曰:“堂方百四十四尺,法坤之策也,方象地。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,法乾之策也,圆象天。太室九宫,法九州。太室方六丈,法阴之变数。十二堂法十二月,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,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。八达象八风,法八卦。

  通天台径九尺,法乾以九覆六。高八十一尺,法黄钟九九之数。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。堂高三尺,上阶三等,法三统。堂四向五色,法四时五行。殿门去殿七十二步,法五行所行。门堂长四丈,取太室三之二。垣高无蔽目之照,牖六尺,其外倍之。殿垣方,在水内,法地阴也。水四周于外,象四海,圆法阳也。水阔二十四丈,象二十四气。水内径三丈,应《觐礼经》。”武帝元封二年,立明堂汶上,无室。其外略依此制。《泰山通议》今亡,不可得而辨也。

  元始四年八月,起明堂、辟雍长安城南门,制度如仪。一殿,垣四面,门八观,水外周,堤壤高四尺,和会筑作三旬。五年正月六日辛未,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。二十二日丁亥,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,及先贤、百辟、卿士有益者,于是秩而祭之。亲扶三老五更,袒而割牲,跪而进之。因班时令,宣恩泽。

  诸侯王、宗室、四夷君长、匈奴、西国侍子,悉奉贡助祭。

  《礼图》曰:“建武三十年作明堂,明堂上圆下方,上圆法天,下方法地,十二堂法日辰,九室法九州。室八牖,八九七十二,法一时之王。室有二户,二九十八户,法土王十八日。内堂正坛高三尺,土阶三等。”胡伯始注《汉官》云:“古清庙盖以茅,今盖以瓦,瓦下藉茅,以存古制。”《东京赋》曰:“乃营三宫,布政颁常。复庙重屋,八达九房。造舟清池,惟水泱泱。”薛综注云:“复重廇覆,谓屋平覆重栋也。”《续汉书·祭祀志》云:“明帝永平二年,祀五帝于明堂,五帝坐各处其方,黄帝在未,皆如南郊之位。光武位在青帝之南,少退西面,各一犊,奏乐如南郊。”臣恺按《诗》云,《我将》祀文王于明堂,“我将我享,维牛维羊”。据此则备太牢之祭。今云一犊,恐与古殊。自晋以前,未有鹑尾,其圆墙壁水,一依本图。《晋起居注》裴頠议曰:“尊祖配天,其义明著,庙宇之制,理据未分。直可为一殿,以崇严祀,其余杂碎,一皆除之。”

  臣恺案,天垂象,圣人则之。辟雍之星,既有图状,晋堂方构,不合天文。既阙重楼,又无璧水,空堂乖五室之义,直殿违九阶之文。非古欺天,一何过甚!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,在璧水外,门在水内迥立,不与墙相连。其堂上九室,三三相重,不依古制,室间通巷,违舛处多。其室皆用墼累,极成褊陋。后魏《乐志》曰:“孝昌二年立明堂,议者或言九室,或言五室,诏断从五室。后元叉执政,复改为九室,遭乱不成。”《宋起居注》曰:“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,其墙宇规范,拟则太庙,唯十二间,以应期数。依汉《汶上图仪》,设五帝位。太祖文皇帝对飨,鼎俎簠簋,一依庙礼。”梁武即位之后,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。

  无室,十二间。《礼疑议》云:“祭用纯漆俎瓦樽,文于郊,质于庙。止一献,用清酒。”平陈之后,臣得目观,遂量步数,记其尺丈。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,毁斫之余,入地一丈,俨然如旧。柱下以樟木为跗,长丈余,阔四尺许,两两相并。瓦安数重。宫城处所,乃在郭内。虽湫隘卑陋,未合规摹,祖宗之灵,得崇严祀。周、齐二代,阙而不修,大飨之典,于焉靡托。

 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,一是宗周,刘熙、阮谌、刘昌宗等作,三图略同。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,《礼图》有本,不详撰人。臣远寻经传,傍求子史,研究众说,总撰今图。其样以木为之,下为方堂,堂有五室,上为圆观,观有四门。

  帝可其奏。会辽东之役,事不果行。以渡辽之功,进位金紫光禄大夫。其年卒官,时年五十八。帝甚惜之。谥曰康。撰《东都图记》二十卷、《明堂图议》二卷、《释疑》一卷,见行于世。子儒童,游骑尉。少子温,起部承务郎。

  长安布局

  千百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

  84平方公里的面积,百万人口,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壮丽的都市,全城几乎为方形,以坐落在城北的宫城为中心主体,宫城,皇城,郭城,渐次展开。一条宽达150米纵贯南北中央的朱雀门街为中轴线,将都城划分两边:街东街西各有55坊。坊里的数目、位置的排列,面积的大小,形制,都左右对应。格局犹如棋盘,白居易为此生动地描绘为:千百家似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长安城这种布局可以说是中国封建

  左祖右社

  王朝权利高度集中的体现。长安城每面城墙都开三门,沿袭汉制。布局既巧妙又暗和古礼:皇城东南角有太庙,西南角立太社,正是“左祖右社”。皇城两侧两侧有南北纵列13坊,象征着一年有闰,正南则是东西4排坊。意味着一年有四季,南北9排坊,取自《周礼》九逵之制。而里坊的管理更是以严格控制为思路:坊里的四周以围墙封闭,每面仅开一扇门,而皇城南边4列36坊只开东西两门,有人说是怕开了门冲泄了王气,其更真实的原因是为了保证皇城的安全。城门和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,以击鼓为准,并实行宵禁制,犯禁还要遭到拘禁鞭挞。唐玄宗时,才下诏规定每年正月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三天可以开夜市,以庆祝上元节。作为古代东方最伟大的城市,长安城以规模宏大、设计周详、制度严谨、布局井然,成为都城建筑历史上的典范。磅礴壮丽的长安是中华古典文明的极致。

  晚年活动

  大业三年(607)六至八月,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。在此期间,他奉命修筑长城,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。

 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,有的论著仅引述《隋书》本传的记载:“及长城之役,诏恺规度之。”未指明修长城时间,所修是哪段长城。查史籍记载,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。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,“发丁男百万筑长城,西距榆林,东至紫河,百利宫投注组合,二旬而罢”。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,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、和林格尔一带。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,《隋书·地理志》中记载:“大利县,大业初置,带郡。有长城,有阴山,有紫河。”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。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、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,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。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,“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,自榆谷而东”,九月“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”,可见该役已结束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零记载:“此榆谷当在榆林西。”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。据《隋书》本传记载,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“进位开府,拜工部尚书”之后,而据《隋书·炀帝纪》上记载,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,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。实际上此记载有误,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,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,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。在《隋书》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,也说“时帝北巡”,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。故可判定,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,即大业三年七月,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。

  活动筑物

  大帐

  造于七月。《隋书》本传记载:“时帝北巡,欲夸戎狄,令恺为大帐,其下坐数千人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零也记载:“帝欲夸示突厥,令宇文恺为大帐,其下可坐千人。甲寅(15 日)帝于城东御大帐,备仪卫,宴启民及其部落,作散乐。诸胡骇悦,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。”《北史·炀帝纪》上亦云:“甲寅,上于郡城东御大帐,其下备仪卫,建旌旗,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,奏百戏之乐。”

  观风行殿

  造于八月。据《隋书》本传记载:“又造观风行殿,上容待卫者数百人,离合为之,下施轮轴,推移倏忽,有若神功。戎狄见之,莫不惊骇。”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零也记载:“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,上容侍卫者数百人,离合为之,下施轮轴,倏忽推移。”

  行城

  造于八月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零记载:“又作行城,周二千步,以板为干,衣之以布,饰以丹青,楼橹悉备。胡人惊以为神。”

  其中,大帐当是大型帐篷。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,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,可以拆卸和拼装;下面设置轮轴机械,可以推移,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,难以详悉。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,《资治通鉴》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,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,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。

  另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记载,大业五年(609年)六月,隋炀帝西巡,至张掖(今甘肃张掖)时,亦“御观风行殿,盛陈文物,奏九部乐,设鱼龙曼延,宴高昌王、吐屯设于殿上,以宠异之。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”。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,抑或是重造,录以备考。

 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,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。

  明堂设计

  除了规划、设计和主持施工,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,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,取得了重要的成就。

 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,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,并“朝诸侯于明堂,制礼作乐,颁度量,而天下大服”。后世追崇周制,把明堂制度神圣化,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,凡朝会及祭祀、庆典、选士、教学等大典,都在其中举行。也可以说,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,即所谓“天子坐明堂”。因此,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,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,则仅凭臆测,众说纷纭,争论不休。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,却均未能形成定制。

  隋文帝平陈之后,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。开皇十三年(593年),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,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。他“依《月令》文,造明堂木样,重檐复庙,五房四达,丈尺规矩,皆有准凭”。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,但由于诸儒异议,久不能决,而作罢。“高祖异之,命有司于郭内安业里为规兆。方欲崇建,又命详定,诸儒争论,莫之能决。弘等又条经史正文重奏。时非议既多,久而不定,又议罢之。”

  隋炀帝继立之后,宇文恺又上“明堂议”及明堂木样。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,据《隋书·礼仪志》一记载:“及大业中,恺又造《明堂议》及样奏之。炀帝下其议,但令于霍山采木,而建都兴役,其制遂寝”,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,即大业元年一、二月间。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,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,又欲兴建东都,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,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“明堂议”及木样。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,若是在大业元年初,当会指明是大业初,而不会称“大业中”的。据《隋书·宇文恺传》记载:“帝可其奏,会辽东之役,事不果行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七八引《隋志》亦说:“会辽东之役,不果行。”隋炀帝征辽东之役,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,第二年发兵的,则宇文恺所上的奏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,这应是比较可信的。

  宇文恺所上的《明堂议表》除引经据典,考证明堂制度外,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。为完成此一工作,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。他“远寻经传,傍求子史,研究众说,总撰今图。其样以木为之,下为方堂,堂有五室,上为圆观,观有四门”。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。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,无能定论,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,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。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,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,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。

  大业八年三月,隋炀帝征伐辽东(今辽宁辽阳)时,宇文恺亦随行。为了渡过辽水(今辽宁大凌河),“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三道于辽水西岸,既成,引桥趣东岸,桥短不及岸丈余。……更命少府监何稠接桥,二日而成”。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,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。为此,他“以渡辽之功,进位金紫光禄大夫”。

  大业八年(612)十月,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卒于工部尚书之位,谥曰康。

  史载著作

 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《东都图记》20 卷,《明堂图议》2 卷,《释疑》1 卷,均见行于世。但除《明堂图议》的部分内容保存在《隋书·宇文恺传》、《北史·宇文贵传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中外,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,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。

  个人评价

  宇文恺的一生,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,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,起着相当于工程总指挥、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。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,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但也应该指出的是,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,除了开凿广通渠,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,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,尤其是宫殿建筑,不顾劳民伤财,取悦帝王。如营造仁寿宫时,“役使严急,丁夫多死,疲顿颠仆,推填坑坎,覆以土石,因而筑为平地。死者以万数”,“时天暑,役夫死者相次于道,杨素悉焚除之”。营建东京时,他“揣帝心在宏侈,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”。“东京官吏督役严急,役丁死者什四五,所司以车载死丁,东至城皋(今河南荥阳),北至河阳(今河南孟县南),相望于道”。长城之役,“死者十五六”。建仁寿宫和东京的工程,宇文恺虽挂的是副职,但他是实际的负责者,因此功过与他都有直接的关系。

  家庭成员

  儿子

  宇文儒童

  隋朝游骑尉,后在王世充建立的郑国中担任尚书左丞

  宇文温

  隋朝起部承务郎,后在郑国担任尚食直长